公益微课堂 | 张军：国土空间规划是一个多学科综合课题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整个社会经历了“突然暂停”和“缓慢重启”的艰难过程。城乡规划领域在转型构建中直面这一变革性的重大冲击，后疫情时代的城乡规划工作任重而道远。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联合复旦大学空间规划研究中心、《城乡规划》杂志社、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上海空间规划设计研究院共同组织了题为“后疫情时代城乡规划变革”的线上公益访谈。“城乡规划微课堂”同期上线访谈视频，作为公益分享。
本期特邀专家：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
完整采访视频
采访正文
主持人：您如何看待“网红直播带货”的现象，这是否是一种良性增长模式？
张军：我觉得可能在一个比较特殊的市场条件之下，比如说遇到了疫情，或者是经历一些外部的冲击之后，整个社会的消费需求处于相对低迷的状态，那么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让消费的浪潮能够重新回到一个正常的轨道，所以当下需要寻找一种比较能够刺激年轻一代消费者的方法。
现在的一些网红，包括这次我们在上海也看到，很多地方的官员现身直播，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从营销角度来讲，官员也算是网红。
比如说区长或者区委书记，能够帮助站台，对当地的土特产进行网上的直播，在目前这种非常特殊的市场条件之下，对低迷的消费需求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刺激。
主持人：中小企业，特别是餐饮、临街商店等，如何在此次疫情中“生存”？
张军：中小微企业，特别是服务业当中的中小微企业，他们非常脆弱。
毫无疑问，他们生存主要依靠每天的现金流，一旦发生疫情，现金流中断，他们又没有融资的能力，很难从银行这里获得信贷的支持来渡过难关。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想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发达国家，中小微企业要么就倒闭了，要么就是政府对他们给予一定的支持。
在中国，我们看到很多地方政府为了要保护这些中小微企业，向中小微企业提供了比较多的疏困办法。
比如说，如果所租店面的楼宇是地方政府的、街道的或者是某些大型国企的物业，现在普遍都是可以免于支付房屋租金的。
我前不久也碰到一位朋友，他说：“我们本来是在一个国有物业里办公，后来搬到一个港商开发的写字楼，所以没能享受到免租金政策带来的好处”。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在面对特殊的国情时，国有企业或者是地方政府、街道等拥有的物业，相对来说，在疏困上的方式比较直接，政府可以提出减免租金，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困难时期，当然这只是一部分。
还有一些方式，比如说，中小微企业的增值税、营业税等可以减免或者延期上缴，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帮助中小微企业在最困难的时期减少他们倒闭的风险。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中小微企业在疫情当中都可以完好无损地渡过难关，但至少可以帮助相当多的中小微企业，让他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生存下来，这种困难并不是他们造成的，他们也是受害者。
究其根本，在中国经济、社会当中，是非常需要中小微企业的。
他们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比如说我们去吃早餐，我们很需要他们；我们出去会朋友，我们也需要他们；我们大量的就业，也需要他们。在中国60%以上的就业岗位，其实都是中小微企业提供的。
所以，对于中小微企业，我们通常有一个官方的说法叫56789，就是说它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占50% 、60%、 70%、 80% 、90%。可见它在税收、就业、创造、出口、GDP等各个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中国大量的制造品出口也是由中小微企业承担的，比如说，广东是我国出口占比非常大的省份，他们有约150万家中小企业在出口大量的纺织品、机电产品等。长三角也有100多万家中小微企业。
如果他们其中大部分企业都倒闭了，实际上会对中国的出口造成比较大的压力。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困难的时候，政府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去保护他们，要去疏困，要给予他们支持帮助。
现在很多中小企业面临现金流断裂，裁员等困境。面对这种情况，我想有些地方其实也要出台一些政策来帮助他们，政府可以先给予他们一定的财政代付，让这些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
当然，我希望疫情对这些中小微企业的冲击是短暂的，在经历了三、四个月的困难时期后，我相信从5月份开始，绝大多数中小微企业应该可以慢慢的复苏，回到一个相对正常的经营环境中去。
主持人：今年第一季度的社会购买力大幅下降，说明疫情对国家经济影响严重，您觉得接下来在刺激消费方面将有哪些举措？
张军：关于刺激消费，在以往经济遇到一些外部冲击时我们也曾采取过相应的做法。最常用的就是发消费券。
在海外，这是西方发达国家过去经常用到的一个方法，消费券在人们消费、购物时可进行抵扣。笼统而言，消费券它会对消费有一次性的拉动作用。
我们对消费恢复的理解是，当经济受到外部冲击以后，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大家的消费需求放缓了，或者说暂停了一段时间，我们假设消费后期还是会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
关键的问题是在恢复前，如果我们不去相应的刺激消费，可能对商家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如刚才所讲，可能很多商家因为没有现金流无法正常经营下去。
所以我们在消费层面上的这些支持政策，无论是发放消费券、现金，对耐用品购买进行补贴、以旧换新；或购买新能源汽车享有财政补贴，在欧美曾出现过买新能源汽车进行税收减免。
我想，所有这些举措，都是希望在消费需求恢复到正常之前，在这一段最困难的时期，通过一些方法来缓解外部冲击对商家的影响。
我们不希望商家因为需求暂停出现现金断流的情况，否则他们将面临倒闭的风险，等到消费回归正常以后，我们会发现很多临街店铺都已经关停了，这种情况是我们要避免的。
所以，国家推行了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政策。当然，如果我们仔细追究这些消费政策的话，会发现有很多可以改进、优化的地方。
比如说消费券是按人头、年龄还是家庭发放？或者更多的给女性还是男性？给年轻人还是老年人？给低收入家庭还是中高收入家庭？这其中都需要做一些考量。
当然，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按人头发放。但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可能会发现，对本地的消费市场来说，集中发放给中低收入的家庭，刺激消费的效果或许会更好一些。
又或者，更多的发放给年轻人，到我这个年龄可能基本上都没有消费欲望了，年轻人倒是有，如此一来，能够在短期内产生比较明显的对消费的拉动效果，当然，这种效果都是短期的。
靠发消费券让我们的消费需求保持比较长时间的增长是不可能的。而且，通过大量的研究也发现，过去提出的刺激消费的政策持续的时间都很短，这也在预料当中，因为我们并不需要一直要靠刺激消费来稳定消费需求。
而是在受到疫情这样巨大的冲击后，不希望因为消费的短暂放缓影响商家，导致大量商家倒闭，我们要避免这样一个最坏的情况，所以采用了这些办法，让商家能够渡过一段困难的时期。
同时，要逐步的让消费者开始重新接近受到疫情冲击的市场环境。
就像近几个月，很多人都不去商店了，不去 shopping了，不去逛街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采取刺激消费的方法，是希望消费者重新回到马路上，重新走进那一家店，重新去体验购物的感觉。
如果能起到这样的效果，让消费者开始慢慢的从这几个月“远离购物街、商店”的状况中脱离，重新回到最初的状态。那么，我想我们的消费就有可能重新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当中去。
主持人：国家倡导“新基建”来刺激城市活力与增长，“新基建”不同于城市房地产领域，它如何为城市带来足够的动力？
张军：其实我一直不太认同现在要靠新基建来刺激投资，从而来维持经济的总需求，让经济从因疫情而萧条的状态当中恢复过来。
我觉得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弱的，因为新基建毕竟不是基建。实际上我们对新基建有一些误解，因为新基建是一个简称，它原本的意思是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它不是我们讲的基本建设。
在我们国家一直讲基本建设，什么叫基本建设？大兴土木。当中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造高铁、建机场、国土开发，这些都是基本建设，其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且对经济的刺激效果可能要在若干年以后才能显现出来。
短期来讲，它只是投资上的拉动，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比如说需要建材、需要钢铁、需要水泥、需要运输等。
新基建其实是要强化我们在像移动互联网、5G信息传送、人工智能等数字化层面上的基础。坦率来讲，虽然也要投入很多资金，但是其投入的资金相对于我国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来说是杯水车薪。所以，在整个基建投资当中新基建的盘子其实很小，我不是很同意要把新基建与刺激经济这两点联系起来。
我认为我们应该把新基建看成是中国经济未来在数字化，在新经济层面上要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高度。
实际上，即便没有这次疫情，新基建也是要做的，新基建的整体规划在去年就已经立项了，且在官方的文件当中，18年就提出了新基建，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人预料到疫情，所以我觉得不需要把新基建与疫情联系起来。
现在因为疫情，我国经济下行，一季度出现负增长，我们为了拉动经济的增长，所以现在必须依靠新基建把经济拉动上去？我觉得这是两个概念。
我认为还是应该沿着新基建原有的逻辑来推进。我们为什么要做新基建？新基建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哪些方面的影响？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而不是为了让GDP短期增长、复苏而去做新基建，我恐怕它还没有这个能力。
事实上，今年很多的投资项目都是去年定的，大量的传统基建项目，包括基础设施投资项目都是去年各个地方已经定下来的。今年受到疫情冲击，项目的执行会往后推迟，所以，现在要加快推进去年各个地方批准的这些投资项目，做到尽快落地、尽快开工，这对我国今年GDP的增长会有明显的拉动。
主持人：此次疫情突破了地域上的限制，线上办公、教学、医疗、购物等有了新的尝试，这将会给城市的产业结构、产业布局带来哪些转变？
张军：我觉得这次疫情是一次全面的检测，同时也是一次国民的大规模体验，因为过去这些年我国线上经济的发展一直很迅猛，但是我们还没有遇到过一次这样的机会，所有民众将大部分的经济活动、社会交往都转移到线上。
我们现在开会、上课在线上，这是最直接的。过去我们到国外开会、异地交流，都需要乘坐坐高铁、飞机，现在在线上就可以实现。
这样大量的活动在短时间里实现集中的线上体验，等到疫情过后，我相信会有很多的活动继续在线上开展，也会出现很多的企业把未来发展的方向更多的转移到线上。
而因为线上对线下的替代，线下也会出现很多的改变，所以我觉得这次疫情也是坏事变好事。
第一，让国民大规模体验线上生活。
第二，检验我国线上经济发展的能力。
我国的供给侧能力到底怎么样？还有哪些可改进的方面？哪些需要有更大的投入，以更好的发展线上经济活动？
现在上海已经提出关于线上新经济发展的规划方案，我相信接下来很多地方政府的政策都会特别关注线上活动，包括诊疗医疗领域。
上海在此次疫情期间推出了线上医院，它有一个好处，比如说现在很多外地人到上海三甲医院来看病，成本很高。将来的线上医院，因为它在云端，跨越了区域距离，不需要交通住宿就可以得到优质医疗服务，所以它的潜力巨大。
尤其是中国人口众多，国土面积辽阔，我相信类似线上医疗的形式将是未来我国经济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
所以我认为这次的疫情会推送更多的活动朝线上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活动都会集中到线上。
从需求角度来讲，比如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完全可以实现数字化，任何人都在云端访问伦敦大英博物馆，不需要到伦敦去，而且你所接收的视觉效果、讲解，可能比你到现场效果还好且更安静，你有足够的时间来体验。
那么，这是否说明大家就没有访问伦敦的动机呢？其实不见得，可能还是有很多人希望能够换场景体验，线上体验得多了，反而想去线下体验一番。
这就是经济学家常说的，任何事情的边际效用都会递减，线上体验多了，就希望换到线下去，反之亦然。
所以，我想未来的经济一定是双轮驱动，线上经济、线下经济会同时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主持人：在后疫情时代的国土空间规划中，像复旦大学这样一个综合性的大学，您觉得它应该发挥哪些作用？
张军：我想国土空间规划是一个国家的巨大的战略性规划，需要各个方面的专家共同来参与。
而且，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国土空间规划可能变得更加重要，因为我们有大量的涉及到国土空间开发的需求。比如说南水北调，我理解可能就属于这一类。因为我国有些地方缺水很严重，有些地方则水源比较充沛。
有些地方逐渐沙漠化，可能就涉及到移民的问题，比如我国大量贫困人口现在普遍居住在条件较差的山区 。那么，这些问题将来怎么解决，可能都需要从国土空间的角度来考虑。
我理解的国土空间规划：
第一 ，它具有国家的战略意义。
第二，目前可使用的手段非常发达。我国现有大量的新技术应用，包括定位系统、空间技术、大数据、传感器等。
我觉得像复旦这样的高等学校，因为它是跨学科的综合性高校，所以在人文、社会科学、工程以及自然科学等领域占据优势。
国土空间规划是一个多学科综合的课题，必须依赖像复旦这样在多学科层面上有优势的大学的参与。
主持人：节目最后想请您对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说一句话，您想说什么呢？
张军：这次的新冠疫情在短短的几个月内，给我国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改变了很多的事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场景。
所以，这是一个百年不遇的大流行。
但是，我相信中国经济有足够的韧性，一定会度过这样一个困难的时期。而且，我觉得中国经济在疫情之后会走上一个更多的基于创新、转型来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轨道。
过去很多年，我们一直谈转型、升级，这次疫情可能真的会让我们把转型、升级这样一个重要的任务变为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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